故乡的烙印

2023年03月13日 13:15:40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(2023年03月01日14版

 

文学里思念故乡

   文学是什么?对于我,她是生活与阅读相互刺激、发酵的产物,是对过往生活储存的持续开发整理。无论走到哪里,我都会在一闪念或梦中,复现曾经生活与居住过的乡村、城市,有时半夜醒来,会突然发蒙,这是睡在什么地方?

   我是一生更换过好多次故乡的人,命运注定是个行者。当我在西安以南的大山深处镇安县出生时,其实离县城还很远,那里许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进过城。我的出生地是松柏乡,那时叫松柏公社,父亲在那里当公务员。随后,父亲又调动到红林、庙沟、余师、东风、柴坪等几个乡镇,我是从父母、亲戚和山民背上移来搬去的。

   那时觉得世界好大,今天看来,也都只是一二十公里的路程。我在那里获取了对大山的绝对概念和印象,至今描写起来似乎仍然近在咫尺。记忆中的山民,忠厚与善良不仅表现在宽阔的脊背上,更表现在木讷的脸庞与温热的心肠里,你不需要设防,他就能把迷路的你,指引到山重水复的大路旁。

   如果说那是第一故乡,在我心头,其实还细细划分着松柏坳、老庵济、庙沟口、余师铺、冬瓜滩、柴家坪这些不容混淆的更小地标。十几年前,我又把这些地方走了一遍,许多老路已经不在,竹林茅舍、山间小溪也甚稀罕,更寻访不到好多故旧,一打听,都说出去打工了。至今,我也常回去,因为父亲长眠在那里,但已是匆匆过客。

   后来我终于进了县城。那时进城的交通并不发达,很多次都是骑自行车“上县”。中途要翻一个高高的土地岭梁。自行车得顺小路驮到梁顶才能继续骑。遇见下雨下雪天,还需掏钱雇当地的“冰上走”往上扛。自己也得给脚上绑了“铁稳子”或草绳做爬行状。一旦折腾上梁,幸福的日子可就来了!那简直就是“一骑绝尘”般的野马脱缰。不过也有好几次,畅美得跌进排水沟里半天爬不起来。后来这条路越修越好,竟然有四十八公里,而我那时常常是要骑大半天的,还不算栽进排水沟里揉胳膊揉腿、找鞋找钱包的时间。

   县城生活恰恰是我最具青春朝气的时期。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。男士们多穿喇叭裤,且长发飘飘,我都有具体操作实践。并且喇叭裤口不比别人小,扫进裤管的灰尘也不比别人少。飘飘长发永远深深埋藏着耳朵,手表却是要露出来的。即使知道太阳当顶是正午,也会不时抬起胳膊把表细看一二,那不是时间问题,而是“表现”问题。

   小城那时才一万多人,是聚集在一口大瓮一样的底部,瓮盖即蓝天。一条河流顺着山脚蛇入蛇出,形成了回水湾一样的弓背,街道、单位、住家户,就像点进沙窝的落花生,越生越多,地盘也越洇越大,有些端直就洇到坡上去了,又有了些山城风貌。老县志上说,清代乾隆年间有个从湖南来的知县叫聂涛,好不容易考上进士,却被分派到穷乡僻壤来做官,很是不乐意。全县当时一共才七百多户人家,满打满算四千张吃饭的嘴,还吃不饱,监狱的犯人却多得关不下。他就特别灰心地想回老家当乡绅去。他爹是个老中医,接到儿子颇有怨言的家书,及时从湖南把家眷给他送来,而且一边帮老百姓看病,一边到牢房里给那些因饥寒起盗心的囚徒把脉。同时也从中医理论角度帮儿子探索“知县”之道,说只要把这满当当的“监狱病”治得没人可关了,就算没白考一趟进士。官做得再大,要是与老百姓一毛钱关系没有,再大顶啥?聂涛由此在镇安一干八年,离任时,户口与人丁都成倍增长。监狱也“十室九空”,都回去打猎、垦荒、筑路、养蚕、缫丝、吊酒、办学堂去了。随后,聂涛果然从山乡小县调到关中大县凤翔高就。那是苏东坡官场起步的地方。但他很快选择了“挂冠离去”,他觉得此生能治好一小县足矣。这个故事,对家乡的人文影响颇大。老百姓一直在念叨、传唱。这是小城“史记”中温暖、励志的篇章。

   我进县城时,全县已有二十七万人,二百九十公里外的西安,是小城全部生活的风向标。有人从西安带回无尽的新潮玩意儿,包括新的生活方式,让小城心脏加速跳动起来。歌舞厅一夜之间开出三十多家。录像厅、镭射影厅里的武打枪战声穿街过巷、不舍昼夜。街面上能放下一台球桌的地方,几乎都仄仄斜斜摆满了。凡临街的墙面,一律掏空或凿洞,陈列出色彩斑驳的各种电器与时装。夜半总会被摔碎的啤酒瓶声惊醒,那是要延续到凌晨三四点的夜市在骚动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县城的阅读活动和文学写作热潮,很多青年在无数的文学杂志带动下,建立起了文学梦,并竞相书写起身边的变化来。也不知什么时候,这群人又随着社会大潮的新涌动,各奔前程,进西安、去深圳、下海南、包矿山、跑生意。只有少数人坚持下来。我也由散文小说创作爱好转向编剧。随后,就以专业编剧的身份调进了西安。

   我始终把镇安县城称为第二故乡。因为此前的六个乡镇,无论如何也只能打包成一个故乡了,虽然在我心中那仍是六个不同的小故乡。尤其在儿童和少年时期,那简直是魔方的六个面,哪一面都呈现出非常新奇与独特的“超大”样貌。今天看来,它们的确都十分狭小,但对于当时的我,那就是“走州过县”行万里路了。从地理上把那六小块“魔方”与县城拉近后,我又翻越秦岭,走进了十三朝古都西安。

   那时对西安的唯一了解,就是我姥爷是那个地方的人。姥爷生在西安郊区一个叫等驾坡的地方。西安周边类似等驾接驾护驾的地名很多。因家口太重,又逢战乱,十五岁时,姥爷即成游民,漫无目的地翻过秦岭,无意间“流窜”到了镇安县的柴家坪。幸喜他有商业头脑,发现这里街面上卖的小商品,比西安贵好几倍,有的甚至十几倍、几十倍,而山货又便宜得要命。他就弄了些兽皮、火纸、药材返回西安,换了手电筒、发卡、顶针、五色线之类的“零末细碎”,折回柴家坪卖出。一来二往的,姥爷最后再过秦岭时,就能雇起八个“脚子(脚夫)”挑东西,还有扛鸟枪、拎铜锤吓唬土匪的护卫。做到全国解放时,家产已是柴家坪的半条街了。后来公私合营,让姥爷做经理,他觉得自己没文化,不会开会,不会讲话,不会念报纸文件,就选择给公家做饭去了。这倒是让全家都吃了商品粮。他一直安安生生,活到去世。那时他是柴家坪唯一的西安人。我进西安时,他已作古。每每翻越秦岭时,我都会想到姥爷雇的那八个“脚子”,据说他自己也是挑夫中的一个。难以想象,那时姥爷他们走一单趟需要半个月。而我进西安时,坐车只需八小时,下雨下雪天另讲。可现在,十八公里秦岭隧道一通,已经把镇安到西安的距离缩短到一小时了。

   我在西安生活了近三十年,那是真正的第二故乡。但我心里还是把它定为第八故乡。因为,那六个儿时走过的乡镇,还有县城,太刻骨铭心了。

西安之大,是因秦川八百里骤显阔绰疏放。我有幸住在古城墙下的端履门外,门里不远处,就兀立着两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墓。墓旁的街道叫下马陵,皇帝到此都得下马。其余入城者,自是皆需整好衣帽,绑好鞋带,呈端方、肃虔状。三十年,我始终就住在这个地方。从我家进到端履门,只有八分钟路程。一进门,迎面就是举世闻名的碑林博物馆。即使吃完午饭,溜达着去看几通碑刻,回去稍事休息,也能赶上下午班。如果要上城墙,进门左拐就是阶梯。上到顶端,从城垛豁口看内城,脚下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唐槐数棵,根须裸露,瘦骨嶙峋,树冠却枝叶繁盛,那才是真正的大唐遗株,依然生命葳蕤,雄强向天。再朝远处瞧,古城就尽收眼底了。昔日的皇城,如今多是寻常百姓住,竹笆市、案板街、炭市街、五味什字,都曾是漫卷的烟火气。尤其是钟鼓楼旁的回民坊,日夜人潮涌动,那更是我常去吃羊肉泡的地方。羊肉泡是西安名吃,有时为抢到一个座位,会在人后站立许久,看人家细嚼慢咽,直到两腿相互转换重心数次,才能挨上半个臀尖。

   从城墙朝南看,一眼就能睄见我家窗户。再远,便可悠然见终南山了。那是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山脉。说到诗,我常常不是一下想到大唐长安的那些千古名流,而是想到一个叫陈学俊的今人,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,作为我国热能工程学科创始人之一,业余时间却爱写诗。我为创作一个舞台剧,曾在西安交大住了很长时间,数次拜访青年时代举家从上海“西迁”西安的陈院士。他们夫妻却更愿意给我吟诵自己创作的诗歌,每每让我这个晚辈坐着,他们站着朗诵,不时还配合以抒情动作。诗中充满了对故土与西部的眷恋。斯人已作古,诗情满长安!这座城市不知孕育催生了多少诗意的人文星斗,华灯初上时,你站在城墙上,仿佛还能听到或正在听到许多超强心脏的跳动声。当然,这里还夹杂着一种特别浑厚的声音,那就是城墙根下的古老秦腔。这是来自民间的腔调,大苦大悲、大欢大爱,给这个城市铺上了厚厚一层普通生命的精神路基,让跟大小雁塔一样耸立的地标,似乎都有了坚实而可靠的沉雄底座。

   故乡的牵挂是激情澎湃,也是愁肠百结、绵绵不绝的,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。在京城,常常一觉醒来,以为是睡在西安的老房里。而在西安,又常常梦见镇安和那六个乡镇的硬板床与土炕。前些年,回老家是常有的事,现在离得远了,已日渐不便。2021年清明节,我回去给父亲扫墓,算是最近一次回第一故乡。每次回去都能听到很多故事,它们是我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和补充。有喜兴的,也有揪心的,这次听到的就是一个很揪心的故事。我打听了好多年的玩伴牛娃子,突然有了消息。那是儿时的“铁杆”,但已死去十几年了。他是开拖拉机摔死的,为一家老小奔日子,拉一车山货,连人带拖拉机扭麻花一般扣到了沟底。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几岁,而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终止于十一岁,后来再没见过。那时他上树、攀岩比猴子更利索。我吃过他掏的鸟蛋,在青石板上煎成的蛋饼。家乡人为过上好日子,可是要比山外人多付出成倍,甚至好几倍的代价,但他们依然在朝前奔突着。

   抽象地说,故乡既是山川、风物,也是亲情、友情与祖宗的灵魂所在。总有人出走,到天下去闯荡,也总有人回来或固守。我大伯父的儿子就把祖坟守了一辈子。我祖爷爷是武昌战乱与发大水时,沿汉江而上,企图寻找“世外桃源”而来到了柴家坪。可柴家坪也不安定,他就又攀到对面一个叫上阳坡的酷似母亲怀抱的山洼地带安顿下来。由此繁衍生息,坡前坡后都是陈姓人家。我爷爷是读书人,做过柴家坪中心小学的校长,要求儿女识文断字。我父亲和二伯父都给公家做事。大伯父文化程度最高,却选择了“耕读传家”。过年时,我见他给人写对联,红纸能铺满碾麦的大道场。他已作古,可他的长子已然“钉”在了上阳坡的老宅子里。我们都叫他大哥。

   大哥也识字,能读《水浒》《三国》和《七侠五义》。但职业却是犁地的犁匠。那把木犁我抚摸过,儿时也试着犁过,犁铧却扎不进土地的深处,总是让两头牛顺地皮拖得飞跑。而在大哥的手上,扶犁简直是一种享受,只单手握把,另一手执鞭,留下嘴跟牛说话。有时一面坡上就他和两头牛,却能说一天,像在骂,但更多的是指引与鼓励。大嫂子也是犁地的一把好手,大哥累了,她就接过犁把,把牛吆喝得麻利而顺溜。他们有个共同爱好:喝酒,喝自己吊的苞谷酒或甘蔗酒。度数不高,不上头,说很解乏。家乡有句俗语:早晨三盅,一天威风!他们不仅早上起来一人一壶,中午也是一人一壶,晚上回去还是一人一壶。吵架不多,打架稀疏,一辈子过得还算和美。最痛苦的事,是大儿子出门挖矿挣钱,塌断了腰,后来到底去世,两口就越发爱喝。有时还划拳、猜宝、打老虎杠子地喊几声。晚辈让到河边镇上去住,他们说太闹腾,就守在离祖坟一百多米远的地方,早出晚归对牛弹琴歌唱。山前山后的土地,在他们的耕耘中,还始终保持着我儿时记忆中的生机。他们都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,但仍能吃能喝能干,日子也殷实消停,灶头的腊肉吊着几百块,瓮里的自酿酒囤着上千斤。

   我总想,大哥才是故乡和土地的最忠实守望者。我们走得再远,大哥都像定盘星一样死死扎根在真正的故土上。我的文学也从这里生长起,并努力想在故乡以外有所收成,但根本还是想把那么多故乡的烙印,也可以说是时代与历史律动的微声,以发酵过的方式,传递给更广大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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